而立法程序中的程序规则，表达了在现实条件下尽可能对理想状态的趋近。

第二，它可以与其它法学学科一道，为法律实践提供合理性说明或给出批判性建议。笔者认为，此话实可谓精辟地道出了法理学的实践使命：面对实践，法理学首要做的是精神层面的服务。

[19] "法律帝国"（Law'sEmpire）是美国学者罗纳德·德沃金一部著作的名字，德沃金用这个名字来指称、形容被法律所规范、统领的社会生活世界。大体上，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分析法理学与其它法学分支的关系。律学关注的就是如何更好地使官方法按照统治者意愿、或官方文化属性得到贯彻实施，因而我们可以称其为"权力本位"的。介绍、梳理前人的法律思想，并对之作一提示性、批判性地分析，为法学科学习者传承、接续前人思想作一铺垫――笔者认为，在这个知识爆炸时代，思想性可能比知识性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其四，从理论的角度并且按照理论本身的逻辑，宣传、说明并证成社会主义中国法律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传播社会主义中国法律的基础知识，为促进当下中国转型社会之法律意识乃至整个法治文明程度的提高作出应有的贡献。

布兰代斯大法官（Justice Louis Brandeis）的如下论断已经成为了一个广为流传的名言，他说"一个不研究经济学、社会学的法律人最适合的角色（不是从事法务工作，而）是社会公敌"[20]。如前述，现代法学说到底就是一种如何保护、实现公民权利的学问，因此，凡是涉及民生、民计因而也是民权的问题都应当引起学法者的高度重视和研究。根据前述分析，《选举法》关于补选的选举机构虽然语焉不详，但可以推定，市级以上较大数量人大代表补选的主持机构为本级人大常委会。

因此，第54条关于补选的概括规定中没有涉及选举机构。这不仅是人民共和国的制宪会议，其使命随着《宪法》在1954年9月20日通过而完成。[2] （2）对于收受钱物的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原选举单位的人大常委会和军人代表大会分别接受516名衡阳市人大代表辞去代表职务。[20] 为了应对补选的选举机构本身的缺位问题，湖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成立衡阳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筹备组的决定》，授权筹备组行使相关职权，筹备组下设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补选衡阳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等相关工作。

这涉及到《选举法》的修改问题，需要在第二章选举机构中对此作出专门规定，授权上级人大常委会享有成立下级人大代表筹备组担当其大规模补选或首届代表选举之选举机构的权力。[25]1997年5月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关于成立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的决定》：成立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负责筹备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关事宜，主持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召集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7] 衡阳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为537名。调查程序的目的在于接受辞职的投票在掌握必要信息的前提下有效展开。进入专题： 人大制度 当选无效 代表辞职 衡阳贿选事件 。如此宽泛的效力期限的两项弊端显而易见：第一，违背无罪推定原则，科以刑罚须由司法机关经过合法的司法程序作出，任何人在被宣判有罪之前都应被推定为无罪，且不得科以刑罚。

笔者认为，尽管《选举法》没有对此例外中的例外情形作出明确规定，但补选主持机构缺位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衡阳市第十四届人大将无法恢复并运作，在这个意义上，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在适当的期限内作出了积极应对的尝试。从违法性上看，《选举法》第55条第3款将之界定为违法行为，第1款则规定了其可归责性：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12] 参见曹勇、彭丹：《人大代表该不该辞职》，载《南方周末》2004年8月25日第3版。那么，在本届代表任期届满后的历届人大代表选举中，辞职被接受之代表则应当有资格当选同一人大的代表。

而这种情形的出现，将给法的安定性、议会的信赖利益、政府的连续性乃至整个公法秩序带来灾难，因此，这种危及法秩序的当选无效绝对溯及力应当被阻却，这里的无效并不能简单套用无效民事行为所引起的自始、确定和当然地不发生效力，代表资格的行使这项结果行为的效力，并不必然总是受到作为原因行为之当选事由的效力的直接影响，而应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其无因性。然而，关于接受辞职的客观标准等问题，《选举法》、《代表法》均没有做出规定。

）笔者认为，《代表法》第50条第1款规定的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辞职决议所进行审查和确认以及本级人大常委会的公告，只是程序性的，不构成代表资格终止的要件。（《市十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顺利闭幕》，载《衡阳日报》2013年1月4日第1版。

对此，可比照《选举法》第8条第2款规定的县级、乡级选举委员会受县级人大常委会领导，第9条规定的两级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由县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直接在县级人大常委会的主持下，由原选区选民依法进行补选。这类情形的例子丰富，除了各地各级人大均存在的首届人大代表选举的主持机构之外，新设立的行政区划的首届人大代表选举的主持机构尤其典型。因贿选被确认当选无效的56名代表占湖南省第十二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二次会议代表名额比例均高达7.29%。除新设立的市级行政区划首届人大代表选举由上级人大常委会授权成立的筹备组主持之外，新设立的省级行政区划首届人大代表选举也其由其上级人大常委会授权成立的筹备组主持。可见，代表资格的终止与停止，是对代表监督中的两种代表资格确认机制，两者在效力上的明显区别是：代表资格停止的效力仅及于代表任期内停止执行代表职务的情形的存续期间，它只是暂时停止，而代表资格终止的效力充斥终止之后的剩余任期，它至少是任内停止。辞职的动因，既可以是个人的纯粹主观原因，比如认为自己不适合担任代表，也可以是由外在的客观事由引起。

然而，在衡阳贿选事件查实后，衡阳有关方面即责令[11]收受钱物的衡阳市人大代表辞职，由此才会出现在短时间内如此大数量由不同选举单位选举出来的代表在同一时段及时地、整齐地提出辞职，并由原选举单位分别接受辞职的现象。[10] 参见姜明安：《代表辞职，法律要做三处修改》，载《检察日报》2006年4月10日第6版。

作为直接选举之选举机构的选举委员会，随着换届选举的结束而停止工作，《选举法》第10条规定其应履行的七项职责，均是换届选举中的工作。但所谓自愿，并非指主观情感上的纯粹自愿。

[15] 有论者指出，代表辞职应以《代表法》第50条第1款规定的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予以公告的时间为准。因此，对于《选举法》尚未涉及的市级以上人大代表解散式补选中的选举机构问题，更具有普遍性的首要问题，不是思考谁有资格担当此补选机构，而是此类补选机构产生的法律依据的增补。

如前所述，在通常情形下，市级以上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选举机构，是通过上届本级人大常委会主持下届人大常委会选举的循环关系递进的，在这个循环链上，较大数量代表补选的选举机构可由本届本级人大常委会担当，但衡阳贿选事件中衡阳人大常委会的瘫痪打破了这个循环链。[9] 辞职被接受是代表资格终止常见情形之一， 然而，对于代表辞职的情形、代表机关接受或不接受代表辞职的标准以及法律结果与实践效力等问题，《代表法》、《选举法》等规范性文件均未作详细规定。（七）丧失行为能力的。一方面，此次事件数得上1949年以来公开披露的涉案金额最大、涉及党政官员和人大代表最多的一起选举弊案，[5]其对人大制度权威以及选举制度的冲击和消解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前述两类常见现象都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常见：现代民主社会的多元化格局，使得各类主张在议会获得的支持率以旗鼓相当、而非相差悬殊为常态，我国各级人大的各项投票结果正在不同程度地趋向这个常态。而且，此事的辞职申请是否提出，除了辞职建议外，基本不存在产生辞职压力的其他客观事由，由此，这里的辞职建议对辞职自愿原则产生了大于前一种情形的限制。

第54条仅明确了代表在任期内因故出缺情形下进行补选的选举主体是原选区或原选举单位。注释: [1] 蒙志军：《我省严肃查处衡阳破坏选举案》，载《湖南日报》2013年12月29日第1版。

导致辞职申请的客观事由是否确实不利于代表职务的继续行使，例如，相关客观事由是否即使不通过辞职机制也将通过罢免等其他机制导致代表资格终止。其二，代表调离原选区，虽未调离本行政区域，但已影响代表工作的正常展开。

如果在本届人大存续期间，再一次出现的补选情形中，先前辞职被接受之前代表即使其所在选区出现补选代表名额，他仍然不具有成为补选之候选人的资格。来源：本文根据《危机中的自新契机——从衡阳贿选事件的三层处理方案谈起》（《法学》2014年第7期，第98-106页）改写，引言是在发表版本之外所加。二、衡阳贿选事件三层处理方案引发的三项规范空白 2013年岁末，湖南衡阳贿选事件平地惊雷地被揭露在公众眼前。如果履职行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例如所投的赞成票或者否定票、弃权票已经产生投票结果并公布，则不具有溯及力，投票行为仍然有效。

从重新补选的代表可以看出此前因涉案提出辞职被接受的代表构成。第二，违背辞职自愿原则，超越任期的代表资格终止效力，常常会违背相关代表在特定的主客观原因下提出辞去本届人大代表职务之申请的期限预期。

无独有偶，人大代表辞职机制，在2003年之后的几年里，为解决代表因工作需要调离原选区、但未迁出或者调离本行政区域带来的原选区代表实际减少、代表履职不便等问题，地方各级人大纷纷开始尝试通过党委组织部门或同级人大常委会党组建议相关人大代表提出辞职的辞职机制实践，其中以江苏常州市、浙江宁波市、舟山市、四川省大英县、成都市金牛区等地人大最受关注。以衡阳贿选事件为例，该事件三层处理方案涉及的相关规范之内涵均有待揭示。

然而，衡阳贿选事件在补选问题上至少有两处突破了制度设计之一般情形的想象力：其一，遭遇解散式补选，其二，补选主持机构本身被解散。同时，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和68名工作人员收受钱物。